远山：师者父亲 -华人在线

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

唐 · 韩愈《师说》

——代题记

一

如果父亲健在的话，到2022年7月11日，他刚好满91周岁。

这样算来，父亲比1921年7月1日诞生的中国共产党，小了正好10岁。

2022年“七一”前，媒体发布了一条消息：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·2万名。

不愧为世界第一大党。党员队伍壮大，数量超过很多中等国家的总人口。

但是，我知道，这9671·2万党员中，却找不到我父亲的名字。

父亲是个极普通的人，从1952春天开始，他就在我老家延庆做小学教师。一直做了40年，直到退休。

执教满30年的时候，县里发给父亲一个大红的证书;退休的时候，县里又发给父亲一个大红的证书。这两个证书，父亲生前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着。

二

从怀来师范学校毕业时，父亲刚刚21岁，分到延庆小学做教师。

父亲梳那个年代时兴的分头，爱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”，像新生的共和国一样，朝气蓬勃，扬眉吐气。父亲穿的自然是蓝色中山装，严整挺阔，只比解放军的绿军装稍逊半筹。可父亲读过“初师”呀，当年算得上“大知识分子”了。这可是大多工农出身的解放军，艳羡不已，不好比的。

因而，父亲总爱在中山装上衣兜里，插两支钢笔。一支笔灌蓝墨水，一支笔灌红墨水。蓝水笔写字，红水笔给学生判作业。打个“√”，或打个“ⅹ”。红红的，特别醒目。

父亲家离县城不远，只有十几里，曾是乡政府的所在地。“文革”时，还是县里的“五七干校”。提起来不用“嘴怯”，远远近近都知道，叫苏庄村。可父亲却是新、旧社会以来，全村六、七十户土里刨食庄户人家中，第一个考出来的“读书人”。扔掉了“锄把子”，靠“一根粉笔”，当老师教书“吃饭”。

农村的孩子都爱干活，父亲却更爱读书。这多少有点得益于爷爷的开明。

与村中乡亲们相比，爷爷格外重视教育，就是：即使家里再穷再苦，也尽量让孩子读书。向往知识，崇尚文化。就像陈独秀、李大钊，当年特别喜欢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一样。

爷爷虽未到天安门游过行，没参加过“烧赵家楼”，倒也听说过百里之外，北京城里发生的“五四运动”。

1919年初夏，13岁的爷爷，在他刚刚剪去一根大辫子的父亲带领下，正跟随他的三个哥哥一起，顶着一盆火红的日头，在村东的地里薅谷子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

爷爷那一辈兄弟四个，爷爷排行老四。其实，兄弟四个都没上过学，可爷爷却无师自通，偷偷学会了打算盘，识得二、三箥萝汉字，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会记家里进进出出的“流水账”。

我曾在我家东南大木门背后，亲眼看到爷爷写的三个字：“刘昌明”。楷体，笔划很粗很重。原来，爷爷叫：刘魁，字：昌明。他的三个哥哥，分别叫：刘科、刘举、刘元。爷爷的三位哥哥，虽目不识丁，名字却个个取得庄重，表达出庄户人，渴望读书求学的远大志向。

爷爷兄弟四个的名字，连在一起，读出来是：科举元魁。不知是哪个“私塾先生”，捋着美髯给取的。蕴藉深厚，颇有些“嚼头”。

我爷爷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曾祖父，在清末民国初，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日子过得勤俭，积了不薄不厚的家底儿，便咬牙给他的四个儿子，盖了十间房。青砖垛，筒瓦。北院五间，老大老二住;南院五间，老三老四住。我爷爷住南院东边的两间半。不久，爷爷自力更生，又在他住的两间半房前边，盖了两间土坯房。坐东朝西。平常放点杂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在里面，养过一、两头小毛驴。

我五、六岁时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，从黄柏寺姥姥家回到苏庄，在土坯房南面那间，住过几年。记得：我刚一上炕，就把炕坯踩塌了，“扑嗵”两脚掉进炕洞里。

我问大哥：“什么的干活?”

大哥说：“有八路?或者是游击队干的?”

大哥一脸炕灰，我一脸炕灰，哥儿俩搂脖子抱腰，笑得十分畅快。

倏忽就到了夏秋，晚上突然下起了雨，窗外雷鸣电闪，屋内如大喷头免费淋浴。我一个鲤鱼打挺，赤条条跃出雨海，望见土坯房顶，漏得像“杜甫草堂”。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

没办法，母亲只好带着她的儿子们，紧急转移到北院，租住我大哑巴大爷的两间有瓦的西房。

除了两间半筒瓦房、两间土坯房外，我爷爷还有四十二亩半沙岗薄地，过着乡下农民“吃不饱饿不着”的寻常日子，当地习惯称作“小疙瘩主儿”。土改时，按照政策，爷爷家就被定了“中农”。

我讲这些，无非是想告诉读者：父亲能够考上怀来师范学校，除了父亲聪明好学，爷爷高度重视教育外，家里还要能“吃上饭穿上衣”，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。

存在决定意识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这两条，虽不是专对我爷爷说的，但马克思主义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放在我们家，也是颠扑不破的“真理”。

父亲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学习之余，也接长补短，干过不少农活。风里来雨里去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
父亲深知：乡亲们的生活，有多苦，有多累。因此，在县城做了教师后，父亲倍加珍惜，格外敬业。他又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，教书育人很卖力，也有章法。领导满意，同事夸赞。学生们也爱上他的课。显山露水，出了成绩，自不会被埋没。

很快，父亲就当了班主任，当了年级组长，当了教导主任。工资也随了职务，芝麻开花，节节高了起来。

父亲半夜睡不着，挑灯写了一份“入党申请书”。钢笔小楷，工工整整。如同书法家田英章，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，书写的各部部长的“任命状”。一笔不苟。

中国共产党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这样激动人心的话，父亲足足写了五页横格纸。

父亲起身，望一眼窗外，太阳正跃出东方地平线。万丈阳光，普照了妫川大地。父亲心里，亮堂堂的。八达岭长城，正从我的家乡，巨龙般腾空而起。

据父亲回忆，他刚参加工作时，工资不是发钱，而是发小米。

每到月底，爷爷就赶头小驴，来到县城“领工资”。起初，爷爷赶一头小驴，后来赶两头小驴。毛驴在前面“哒哒哒”地跑，爷爷在后面揺着一杆细鞭子，满心欢喜，高唱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”

用父亲的“工资”，熬出的小米粥，捞出的小米干饭，比爷爷自己家种的小米，还要好吃。

黄澄澄的小米，代表父亲一家人的心情。爷爷、奶奶和姑姑们，端着一碗碗小米饭，仿佛就看到了：我教师父亲的锦绣前程，看到了：新生共和国的光辉未来。

春夏秋冬，月月年年;一麻袋，一口袋。似乎是用黄澄澄的小米，铺就了一条的金光大道。光着脚丫儿，一步一脚小米，一步一脚小米，就可以跑向不愁吃不愁喝的好日子，就可以跑向一望无际的未来。

三

父亲刚生下来时，哭声很大。不仅苏庄村能听到，不仅延庆县能听到，而且山海关外的东三省也能听到。

两个多月以后，“九一八事变”，就在辽宁奉天爆发了。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

听到父亲的哭叫，奶奶赶紧用奶头，去堵父亲的嘴：别哭了。再哭，小日本就进山海关了。全中国的孩子都没奶吃。

1931年，是农历羊年，父亲属羊。都说属羊的“命苦”，父亲风风雨雨了一生，很不容易，的确挺苦的。像“苦苦菜”，打根儿上就苦。出芽儿，长叶，还是苦。这就叫命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父亲上了怀来师范学校，或是当了小学教师时，他才知道：自己刚一出生，身上就背着“三座大山”，受“蒋宋孔陈”四大家族的欺压。要不，自己为什么老哭，哭声还那么大，惊天动地的。让全国人民都听见了。

父亲15岁，是1946年。因为上一年，毛主席与没安好心的蒋介石谈不拢，国共在重庆草草签了个“双十协定”，写作一篇“表面文章”，就各自集合自己的队伍，拉开了架势。你“骂”我“共匪”，我“骂”你“蒋匪”。谁都“骂”不倒谁。必须重回战场，真刀真枪，比比高低，一决胜负。

打起仗来，两方面都急需人。我们小小苏庄村，有自愿投了林彪、聂荣臻，当子弟兵的;也有被卫立煌、傅作义抓去，当匪军的。

爷爷有四个闺女，却只有父亲一个儿子。爷爷既不想让唯一的儿子去“四野”，学董存瑞“舍身炸碉堡”;更不愿让儿子落入“蒋匪”的队伍里，把枪口对准人民。

好铁不打钉，好汉不当兵。子弹可不长眼，把脑袋掖裤腰带上，你死我活“玩儿命”。刘家人天生胆小，祖祖辈辈，从未出过扛枪吃“军饷”的。

爷爷唯一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父亲，必须老老实实，留在家里，给刘家传宗接代。

为此，足智多谋的爷爷，不知使了些什么手段，背地里，把父亲的年龄，悄悄改小了一岁。所以，父亲此后的档案袋里，以及他的身份证上，父亲的出生日期，一律显示为：1932年7月11日。

改革开放后，领导干部年轻化，也有人悄悄学起当年的爷爷，请客送礼，跑到派出所，把自己的年龄，趁机改小一、二岁，也有大动作，改小五、六岁，十来岁的。不能再小了，下面还有儿子哩。再改，该叫儿子大哥了。

对此，父亲很气愤，嗤之以鼻：什么玩儿意，为了当官，真他妈的腐败。寡廉鲜耻。

父亲没有去当兵，念了两年私塾，又在县城边他姥姥家那个村，上了两年新办小学。头悬梁，锥刺股，父亲以苏秦为榜样，凭着一个农村孩子旺盛的求知欲和刻苦劲儿，一举考入怀来师范学校。

刹时，父亲在他就读的小学校，在苏庄村，如同“文曲星”下凡。世代“只知道跟土坷垃发横瞪眼”的刘家，也自此成为识文断字的“书香门第”，令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刮目相看。

父亲书法好，读私塾时，随先生一笔一划，临过欧阳询。是童子功，扎实。每年过春节，全村乡亲们贴的春联，大都由父亲的“欧楷”刷屏了。村里也有读过书，会写毛笔字的，他们也写春联，可与父亲写的春联，同时往大门上一贴，有文化没文化的，立时就看出眉高眼低了。于是，苏庄村过春节，乡亲们都以能贴刘氏“欧体书法”为荣耀。个别没有贴上父亲“墨宝”的街坊，一个大年都过得没滋没味，在“隆隆”鞭炮声里，望“对联”兴叹。

父亲当老师那个年代，运动特别多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先是“三反五反”，继之是“反右”，再是“四清”，后来就“文化大革命”了。

“三反五反”时，天津地委爆出了刘青山、张子善。革命战争年代，出生入死的两个“小英雄”，一进城却变了质，成为资产阶级的“俘虏”。被“糖衣炮弹”击中了。毛主席一咬牙，挥泪斩了两个“贪官”。

父亲和学校领导、老师们，为之震惊，也替刘青山、张子善痛心。然后，就学文件，就念报纸，查找腐败分子。在学校里，却没有找出刘青山、张子善，连延庆县也没查出个像样的贪官。

父亲和同事们一致认为：咱延庆这地方，还是比较穷，没啥油水。喂不出太肥的“腐败分子”。

早先，我老家延庆，属张家口管。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的省会。1952年12月，察哈尔省撤销了，延庆县随张家口归了河北省。1958年10月，延庆县脱离张家口归了北京市，变成首都的远郊县。

1987年5月，我刚调到延庆县委宣传部工作时，还常常接到来信写：河北省延庆县委宣传部。他们不知道：此时，延庆县已被首都北京直辖29年了。

父亲说：幸亏咱老家有个八达岭，不然的话，北京也不会要咱延庆。北京若是不要延庆，延庆比怀来还穷，跟赤城、崇礼差不多。要不，咱延庆人都说，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不忘秦始皇。延庆沾了长城的光，托了八达岭的福。

1957年“反右”，号召大家提意见，没意见不行，回家躺炕上好好想。想好了，一条一条提出来，才是听上级的话，才能完成领导交待的任务。这样，老师们来劲了，白天没提够，晚上加班提。就当上“晚自习”嘛。结果，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，意见大王，都成了“右派分子”。

父亲吓了一大跳，暗自庆幸：多亏我反应迟钝，动作慢，没提出什么“带把的意见”，不然让人抓了把柄，也打成“恶毒攻击”的“右派”了。为此，丢了人民教师的“金饭碗”，太可惜，太划不来了。

父亲心想：大好前程远着哩，同志仍需努力。爷爷的两头小毛驴，每月还等着到学校“领工资”哩，全家人还端着青花瓷海碗，等着吃小米干饭汤，等着喝小米粥哩。

父亲深知：他人民教师的“金饭碗”，不只属于他一个人，应该属于人民，至少应该属于我们全家。

“反右”这一经历，也给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父亲，上了生动的一课。父亲窃以为：干啥事都一样，快有快的好，慢也不一定都不好。比如，这次“提意见”，咱“慢半拍”，没抢着“出风头”，不就“平安着陆”了嘛。

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，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。这是毛主席说的。毛主席确实伟大，父亲最佩服毛主席了。毛主席的话，有时候，真能：一句顶一万句。

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。”

这年过春节，父亲在我家临街的大木门上，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幅春联。前一句，是1937年8月，毛主席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的题词;后一句，是1957年8月，父亲自己“对”的下联。用词虽不够工稳讲究，更不敢推敲对仗平仄。而父亲森严的刘氏欧楷，一写出来，远远望去，却是：端端正正，卓然浩立，浓墨重彩，情深意厚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家过春节，父亲年年写这副对联，再没换过词。笔酣墨畅，心到手到。书写了这副对联，父亲似还嫌不够尽兴，又欧楷了一个横批：“红心向党”。

父亲站在新贴的对联前，端祥良久，才像了却一桩宏愿般，满心欣慰离去。

1963年5月，“四清运动”开始了，声势浩大。在农村最初是:“清账目、清仓库、清财务、清工分”，后来全国城乡统一为：“清思想、清政治、清组织、清经济”。

因为爷爷得罪了村里的“当权派”，“当权派”家里的泼皮公子，便纠集几个“混儿混儿”，闯入我家，指着我爷爷的鼻子，喝斥：一锅是馒头，一锅是手榴弹。你是掀哪锅，是吃哪锅?你个“榆木疙瘩”，不识时务的老混蛋。

爷爷在村里辈分高，出来进去，平常很受人尊重。爷爷看了看，又看了看这几个“地痞无赖”，用右手示意为首的泼皮过来。这“小王八蛋”刚一走近，爷爷“呸”一口痰，直吐到面目嚣张的一张“蛤蟆脸”上。村里“当权派”，恼羞成怒，就公报私仇，硬把爷爷土改时定的“中农”，污陷为“富农”。

1964年4月的一天，村里预谋好了，要在晚上，全村开“漏网富农”的批斗会。给爷爷糊了高高的纸帽子，制做了胸前挂的写有“富农刘魁”的木牌子。就等晚上一吹哨，押爷爷站在木板凳上，高呼口号开斗。

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没想到，当天上午，屈原似的爷爷，长歌当哭，一怒跳了苏庄村的“西大坑”。老家的4月，春寒料峭，西大坑的冰，还未完全解冻，有浮冰飘来飘去。爷爷选了西南角，水最深的地方。可见，爷爷当时的坚定决绝。比“文革”挨斗时，跳京城太平湖的老舍先生，我爷爷提前两年，舍身取义了。

这一年，我父亲33岁，与我母亲结婚7年了，育有二子。我大哥差1个月5岁，我差4个月3岁。

爷爷的不幸离世，犹如晴天霹雳，让向来胆小怕事的我们家，悲痛欲绝，风声鹤唳，终日战战兢兢。

特别是对于父亲，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痛。当教师的父亲，被歹人构陷，凭空遭遇“出身富农”的厄运，更断送了他大好的锦绣前程。教导主任给撤了，年级组长不让干了，本还在积极靠近党组织，不停地写思想汇报，得空就找支部书记交心，父亲此时却打不起精神，“入党”已不切实际，提个一官半职，当校长，当教育局长，更是痴心妄想，等于跳脚摘月亮。

人倒霉了，喝凉水都塞牙。县城小学不让呆了，父亲被轰到了乡下。一棒子接一棒子，父亲被打晕了头。在院子里，父亲接盆带冰茬儿的凉水，兜头“哗哗”冲一通，他头脑冷静了。

理智告诉父亲：我们的同志，在困难的时候，要看到成绩，要看到光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。

我们走在大路上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。向前进，向前进;革命气势，不可阻挡。于是，“运交华盖”的父亲，怀揣一纸调令，跨上德国蓝牌钻石自行车，不多不少40里，父亲骑了一头大汗，先去了左所屯小学，继之又前往永宁小学。

父亲登上讲台，喊一声：同学们好。仍然神采奕奕，精神焕发。

一晃又是两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村里地痞又“戴了红袖标”，成了打爹骂娘的“造反派”。

先揪出了谷向海，他是个老光棍儿。

据说，谷向海当过“伙会儿”。“伙会儿”是哪根“屌毛”?上岁数的人告诉我：“伙会儿”，就是解放前，我老家那一带，一个反动的地方组织。傅作义的“狗腿子”，打聂荣臻。助纣为虐的谷向海，被拉出去斗了两、三回，一天下午，敲锣打鼓，村里打算再斗一回。

三天不开“批斗会”，晚上睡觉都没“滋味”。人不能闲着，闲着日子“寡淡”。

全村人都集合起来了，几个强壮的“造反派”，扯一根蛇粗的麻绳，来捆“伙会儿谷”。一脚踹开老家伙的房门，谁想死不改悔的“反动派”，先“造反派”一步，用同样一根蛇粗的麻绳，径自吊屋梁上了。紫红的大舌头“口条”，吐出半尺余，如同《聊斋志异》里的“吊死鬼”。“造反英雄”惊叫一声，调头“撒丫子”就跑，拴谷向海的麻绳也丢落身后，在小小苏庄村跳一街“金蛇狂舞”。

谷向海死了，寂寞了几日，人们坐不住了。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。斗争的火，一朝点燃，怎么好意思熄灭，革命不能半途而废，必须进行到底。

本想抓个刘文彩样的人物，斗起来也过瘾，终因苏庄小且穷，沙土岗，烂葛地，元以前不知道，明清直至民国以来，竟没有发达出一个胖出油的大地主来。滥竽充数，那就牵个富农凑合着斗一斗吧。

无奈，“漏网富农”我爷爷，早在两年前就跳“西大坑”了。那也难不住敢想敢干的“革命小将”，他们就把我小脚的奶奶捉来批斗。

我看到：奶奶胸前挂了木牌，上写“富农婆李秀英”，她站在人群里，瑟瑟发抖。由此，我才知道：奶奶叫“李秀英”。那年，我5岁，刚记事。

大约持续两、三年，被斗了几十、上百回，兼以冬天在“西大坑”挖淤泥，逢年过节扫大街，我奶奶一个瘦弱的小脚老太太，都一声不吭默默扛过来了。虽不敢和楚国大夫屈原，不敢和人民艺术家老舍，妄自相比。我却觉得：我奶奶至少比我爷爷，比“伙会儿”谷向海，更有承受力，抗打击能力要更强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后来，“斗不垮”的奶奶，改嫁到了相邻的广积屯村。新爷爷出身可能要好一些，至少不是“富农”，因为自此奶奶不再挨批斗了。广积屯在苏庄村南七、八里，从我们家进县城，需路过广积屯。父亲是个孝子，曾多次带我，骑着他那辆德国原装进口自行车，去广积屯看望奶奶。父亲总要掏出10元或20元钱，塞到奶奶手里。

奶奶推辞说：你们也不容易，一大堆孩子。

我心里知道：这钱虽不多，却是父亲私底下，一块一块偷偷攒的。属于父亲的“小金库”，母亲并不知道。所以，我的“保密意识”很强，跟谁都不会说，跟我母亲更不能说。有时，母亲煮个鸡蛋，笑着“套我”。我就想起了京剧《红灯记》，向李铁梅姐姐学习，大声说：密电码，我不知道。

直到我年龄大些了，我才逐渐感到：在给奶奶花钱方面，比起父亲的精打细算，小里小气，我母亲显得更仗义痛快，出手也更大方。只是母亲最反对：父亲瞒着她，私下里“打小算盘”，搞“账外账”。这样，可能会威胁到“我们家的统一财政”。现在的纪委、监委，也经常清查“小金库”，也反对“账外账”。

单位里，大都是“一把手”管钱，我们家也一样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们家打瓶酱油，买头蒜，都是我母亲“财务一支笔”，制度相当严格，卡得很紧。连我父亲都很难“借机捞一把”，更甭说我们兄弟五个了。因此，我们兄弟五人，从小就受到母亲“务实管用”的廉政教育。长大后，定是要坚决同一切腐败现象做斗争。

在我奶奶蒙冤挨斗的那段日子，村里天天晚上，还要组织村民唱“八个样板戏”。

我年轻的四姑，在《红灯记》里扮李奶奶，在《沙家浜》里扮沙奶奶。都是“正面人物”，在“戏里”，干革命非常坚定。

四姑嗓子不算好，唱得却极卖力。村里人听入戏了，也感动，也起哄，就给四姑使劲儿鼓掌。奶奶从不听她四闺女唱京剧，一次也懒得听。

四姑唱过“老旦”，刚回家进门，还未顾上“卸妆”。奶奶就指着她老闺女，笑着说：什么破锣嗓子，还唱“样板戏”哩。你可真能“显摆”。有本事，上天安门演一场。小心让江青同志听到了，抽你个“大满脸花”，拧你的嘴。

四姑白了奶奶一眼。第二天，四姑又登上村戏台。全村人都在台下等着听哩，等着给“李奶奶”，给“沙奶奶”，给我四姑，热烈鼓掌哩。

甭瞧村民没多少文化，也懂“样板戏”，也懂艺术。也跑十里、二十里，到别的村去“追星”。尤热爱京剧，热爱河北梆子，兼以热爱山西梆子。听到“兴头上”，该“嗷嗷”叫，也“嗷嗷”叫。比城里人还会“煽情”。

四

白天开“批斗会”，晚上唱“样板戏”。村里和学校都挺忙。

就是在这个多事之秋，校领导不让我父亲上课了。让他天天“写检查”，跟我爷爷，跟我奶奶，“划清界线”。可父亲天生就不是“大义灭亲”的人，不可能和亲爹亲娘一刀两断。因此，“检查”写了一摞一摞的，堆了满屋子。如同我后来痴迷文学创作。

校长却总说，父亲写的不深刻，没有触及灵魂。这也如同报刊主编说我：太肤浅，没有触及人物的灵魂。不同的只是：父亲从没有收到过退稿，而我常常收到退稿。

我仿佛记得，当年，父亲总对我们兄弟讲：出身不能选择，道路可以选择。周总理是资本家出身，毛主席也不是贫下中农。你们想想，如果饭都吃不上，毛主席、周总理拿什么去上学读书?转而，又低语叮嘱我们：在外边，别瞎说八道。多背毛主席语录，语录上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说。听毛主席的话，都照着语录说，这样保险。

我想：大街小巷，到处都是“批斗会”，乱哄哄的。也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，能保祐我们家了。

回到学校，父亲又接着写“检查”，与爷爷、奶奶“划清界线”去了。当然，校长仍是批评父亲：还是划不清楚。其实，费尽一生，父亲也没有和爷爷、奶奶“划清界线”。羊羔都知道跪乳，父亲吃过奶奶的奶。虽然奶水不足，毕竟把父亲喂活了，养大了。父亲怎能反过头，咬娘一口。

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。咱中国人啥时候也不能六亲不认呀。

要不，刚一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父亲就揣着一大皮包“上访材料”，到靳家堡公社，到延庆县委，甚至到北京市委，到党中央、国务院，为屈死的爷爷，为挨斗的奶奶，鸣冤叫屈，张罗翻案去了。

父亲早于很多人，成为中国“第一批上访专业户”，执着而坚韧。是教师版的“秋菊打官司”。

父亲看到：刘少奇、邓小平平反了，彭德怀、陶铸平反了，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平反了------轮也该轮到给我爷爷、奶奶平反了。

可是，父亲没有想到：任他从公社、县里，一直跑到党中央、国务院，所有的“上访材料”，盖了大大小小一溜红戳印子，也都和父亲一样，在外边“转悠”了一圈儿，又一份不少，最后全回到了苏庄村。

村里，还是“文革”时，那伙人当官掌权。他们笑父亲迂腐，当老师当糊涂了：告到哪儿，还不是得回村里“阅处”吗?水大能漫过桥去?为了你那点儿事，市委书记、市长还能专程跑苏庄村一趟?

父亲实在没办法了，拉着接待他的各级领导的袄袖子，红头涨脸地说：我有五个儿子，他们都长大了。我就不信，没个说理的地方。似是要以老愚公为榜样，任你王屋山、太行山再高，我刘宝珠子子孙孙“告”下去了。生命不息，“告状”不止。

1979年，那是一个春天，党中央发出《关于地主、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》，霹雳一声震天响，全国440万地主、富农被摘掉“反动帽子”。悉数“一风吹”。这“440万人”里，当然有我爷爷刘魁，有我奶奶李秀英。

按照党中央的这一规定：地主、富农出身的人民公社社员，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，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。他们在今后入学、招工、参军、入团、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，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，不得歧视。父亲、四个姑姑，还有我们兄弟五个，如同摘去了“紧箍咒”，身心彻底获得解放。

这年7月，我恰好参加高考，就考上了北京师院中文系。9月，报到前，村里还有人“找茬儿”，想以“出身富农”，取销我的“入学资格”。

我的黄柏寺中学，还有靳家堡公社，先就不干了。他们对村里说：现在，孩子上大学，不用村里“政审”了。你们也别挡道，挡也挡不住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也不看看形势?再说，靳家堡公社才考上三个，黄柏寺中学只考上一个。这是咱苏庄村的光荣。有的村，还给考上大学的孩子，发奖金哩。

村里人更不知道：考大学前不久，我已在黄柏寺中学，加入了共青团。这是母校在我们这届毕业生中，发展的最后一批团员，我感到特别荣幸，也激动不已。

我面向邓小平的画像，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。并攥紧拳头发誓：世世代代听党话，坚定不移跟党走。

此后，我入了党，又进入党政机关工作。同时，注意言传身教，树立刘家良好家风。因此，儿子、儿媳很早就“加入了党组织”。小孙女二年级第一批加入少先队，升入三年级后，还被老师、同学选为“三道杠”的大队长。

再说父亲，他心中仍愤愤不平，总觉得：爷爷、奶奶冤枉，非要找个组织，专门给我们家“莫须有的富农”，平反昭雪。父亲固执地认为：我们家之所以遭到“迫害”，都是因为爷爷得罪了村干部，是“造反派”蓄意加害。村里也有“四人帮”的残渣余孽，党中央也好，北京市委也好，应该到基层“收拾收拾”。

我没办法，只得用邓小平那句最精辟的话，劝慰父亲：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。

因为我知道：父亲一生，最爱听毛主席的话，最爱听邓小平的话。

几十年过去，我也当父亲了，也当爷爷了，我才终于慢慢明白：父亲既是毛主席、邓小平的忠臣，又是爷爷、奶奶的孝子。在父亲心中：这四位老人家，都挺伟大的。所以，父亲对待毛主席、邓小平，就像对待爷爷、奶奶一样恭敬;父亲对待爷爷、奶奶，就像对待毛主席、邓小平一样忠贞。

五

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，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;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，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。

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

已有25年教龄的父亲，重执教鞭，再次登上三尺讲台。此时，父亲46岁，正值盛年，他决心：化忧愤为力量，一天当两天用，把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损失夺后来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。

县教育局、乡镇学区，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，对年富力强的父亲也高度重视，先后选派他到孙庄小学、下郝庄小学任教。孙庄、下郝庄，都是小村，说是一所小学，全校也就二、三十个学生。可是，别看学校小，一至五年级的学生都有，均在一个教室上课。叫“大复式班”。

比如，父亲给一年级讲课时，二至五年级的学生，就先上自习。然后，一个年级，一个年级，轮着来。一遍轮下来，也该下课了。一堂课，一个年级，只有七、八分钟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必须条分缕析，简明扼要，可不是“闹着玩的”。年轻老师，刚毕业十年八年的，那是“玩不转”的。没有金刚钻，甭揽瓷器活儿。

一个学校，就父亲一个人。父亲既是校长，又是教导主任，更是老师。而且，还必须是“复合型教师”，数语政，音体美，六项全能，文理综合性小学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在这样的“综合性小学”当老师，还应该是个“社会活动家”，因为小学校，要和村里方方面面，家家户户，打交道。学校吃水，用电，教室门坏了，桌凳散架了，冬天买煤生火，夏天呼雷闪电，堵漏雨的房顶，都得找村干部，找木匠，找泥匠，找电工，找车把式······磕头作揖，到处求人。

每到求人帮忙，父亲就给村里“支教志愿者”们，一根接一根上烟。有时“大前门”，有时“恒大”。都是那时的“高档烟”，乡下的“奢侈品”。而父亲只能抽廉价的“北海”和“官厅”。因此，父亲在村里，威信颇高，人缘相当好。

据父亲回忆：那时候，在村里上小学，好像不用交任何费用，只需买个书包，买每学期各科的教课书，买几个必须的作业本，就行了。都算下来，也就几块钱，顶多十块钱，足够了。可是，就这几块钱，十来块钱，村里有人家竟也拿不出来。孩子到龄却上不了学，还有孩子读了一、两年，因为新学期买书本，又没钱了，只得辍学回家。

父亲很痛心，很着急。一开始，父亲用自己的工资，尽量帮助可怜的孩子们，但顾了今天，却顾不了明天。终不是长远之计。治标，更须治本。

困难面前有父亲，父亲面前无困难。困难再大，能有中国革命难。爬雪山过草地，二万五千里，都走过来了。万水千山只等闲。

父亲的宏图大计，就随中国工农红军的脚步，一路转战到了陕北。

父亲想起了延安，想起了南泥湾。想起了毛主席：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。想起了周总理纺线线。

毛主席把天下都打下来了，把中国人民都解放了，咱怎能让生在红旗下的孩子们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读不起书，上不起学，再成为目不识丁的“睁眼瞎”呢?如果是这样，还怎么对得起毛主席，还怎么对得起无数牺牲了的革命先辈呢?

父亲把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找来，问孩子们：大家愿不愿意上学?

大家都回答：愿意。

父亲又问：可村里有孩子，因为买不起书本，上不了学，怎么办呢?

同学们回答不出来了。

父亲说：回去想。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

第二天，父亲又找来孩子们，问：想好了吗?

都揺头。只有班长，怯生生说：我回家请教我爹，他告诉我，都穷了十八辈子了，辈辈都上不起学，上不起学就不上呗。反正都是种地，认不认字没啥。认识庄稼，就饿不死。

大家都笑了，父亲没笑。

一个行动，比一打纲领都重要。

于是，父亲带着全校二、三十个孩子，利用早晨上课前，下午放学后，扛着镢头、铁锹，到村边田间地头，种蓖蔴;到山坡、田野，挖中草药;到烂葛地、高岗子，挥锹筛沙子去了。

都是农村孩子，从小就干活，门里出身，哪样都不“利巴”。利巴，是我老家延庆的土语，“外行”的意思。一群孩子肯流汗，不惜力，个个干得热火朝天，可比在教室上课，还来劲儿。

家长们远远看到了，纷纷驻足观望，颇感好奇：刘老师不在教室里，给学生们上课，却起早贪黑，领一帮“小豆崽子”，今天上山，明天下地的，这是“体能训练”，做游戏?还是学习解放军，“长途拉练”呢?

半年过去了，父老乡亲才看出了一村“惊奇”：秋天收获的蓖蔴，操场上晒干的中草药，野地里筛出的一车一车的“高粱沙”，卖到县城里，就给孩子们，换回了新书包、新书本，换回了一捆儿一捆儿的钢笔、圆珠笔、铅笔，还有转动削笔刀，还有漂亮的海绵塑料文具盒······琳琅满目，摆满一教室，就像走进文具店。

按照年级，父亲念一个名字，就上来一个同学，领一份丰厚的学习用品。而且，全校集中管理，统一发放，按需分配。拿到这些心爱的文具，孩子们就像过节，高兴得就地翻了一溜跟头。

芝麻开花节节高，蓖蔴开花人人笑。

勤工俭学，校外副业，挣钱多了，父亲不光发文具，他还给孩子们发运动衣，一人两套：冬天长袖，夏天短袖。男同学一身蓝，女同学一身红。脚上没鞋，人怂半截。如此时尚的运动服，该穿“大回力球鞋”，这是必须的“标配”呀。于是，父亲又给同学们，发了两双“大回力球鞋”。冬天穿“高腰儿”的，夏天穿“低腰儿”。

村里头头脑脑，学生家长们，紧攥住父亲的一双手，一个劲儿“钳握”，“生猛而热烈”，把父亲的手握得“生疼”。夺了好几回，都没夺出来。

别瞧乡下人没文化，说话却“一句是一句”，比乡里县里有的领导还明白，还暖和人：解放三十多年了，村里也来过好几十位老师，哪有孩子上学不花钱的，花多花少总得花吧。您刘老师不仅不收一分钱，还给孩子们发衣服，发鞋。您问问孩子们，长这么大，他们穿过这么好的衣服，穿过这么好鞋吗?您不光教学生，更是在帮我们养活孩子呀。这二、三十个学生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姓张姓李，都是您刘老师的儿子、闺女。

说着话，很多家长，竟哽咽，潸然泪流。

父亲既感动，又很不好意思：我是老师，都是应该做的。我家里有五个孩子。这二、三十个学生，都是党的孩子，都是祖国的孩子。

背上了新书包，用上了新文具，穿上新衣新鞋，孩子们一改往日的邋遢样，擦干两筒鼻涕，满怀雄心壮志，咬紧牙关，手攥小拳头，夜以继日，大踏步向科学文化的高峰，奋力攀登。

师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经过五、六年的顽强拼搏，父亲执教的学校，在全学区中心小学统考中，平均成绩，从以前的最后一名，一举跃升为第一名，全校各年级及格率、升级率，都是百分之百。

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，父亲既注重教书，更重视育人，使同学们“德智体美劳”,都得到全面发展，走“又红又专”的路子。

父亲的学生，到学区，到县里参加运动会，由于学校小，他就动员所有学生都报名，大家齐上场，个个都是运动员。不管长跑短跑，还是跳高跳远，到决赛时，小运动员们比红了眼，父亲的学生，干脆脱掉“大回力球鞋”，在沙石地上，“撒丫子”开跑，赤足起跳。真是：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。

父亲任教的学校，就荣获：沈家营中心小学春季体育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，就荣获北京市冬季体育锻炼先进单位。很多几百、上千人的大学校，见到此情此景，惊得目瞪口呆，探寻父亲：请问我的刘老师，您的学生，是吃了“大力丸”了，还是喝了“老憋精”?“刘家军”怎么比“马家军”还威武?

父亲又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半开玩笑，半严肃地说：连“可口可乐”都没喝，更没喝“兴奋剂”，尿检都是“阴性”。人是要有点精神的。白求恩、张思德，还有挖山不止的“老愚公”······毛主席的“老三篇”，让孩子们多背一背。比吃“山珍海味”都补。大补。主席的话儿记心上，哪怕敌人逞凶狂。

从父亲获得的一摞摞荣誉证书上，从他获得的各式各样的奖杯中，还有他贴了一墙的奖状上，以及从《中国教育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班主任》《辅导员》等报刊杂志的采访报道里，我才较为清晰地知道：以上这些故事，大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及至八十年代，父亲单枪匹马，在孙庄小学、下郝庄小学执教期间。

六

父亲在外面教书，当老师，不管离家多近，他都是周六回家，周日返校。在孙庄、下郝庄村教书时，父亲离家也就三、四里路，走着十几分钟也到家了，更何况父亲还有一辆德国进口自行车。可他仍是周六回家，周日返校。

我家在农村，春种秋收，家里家外，有干不完的大活小活。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，经常忙得找不着北，累得上不了炕，免不了责怪父亲：只有学校，没有家。两耳不闻家中事，一心只教圣贤书。是个“甩手掌柜的”。

父亲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：我是个老师，一教室学生等着我哩。你们就多辛苦点吧。地荒了也就荒一季子，孩子荒了就是荒一辈子呀。不能把一学校的孩子撂荒了。

母亲怒喝：地荒了，一家子吃啥?喝西北风?

父亲小声回答：有啥吃啥吧。1960年都过来了，吃榆树皮，吃白薯秧，吃木兰芽，都能活。喝棒子面糊糊也行，多兑点水。不用喝西北风。

骑着倒轮闸自行车，揺一路清脆的铃声，父亲又直奔孙庄、下郝庄，教书育人去了。父亲是个纯粹的“职业教育家”。别的，什么都跟父亲没多大关系，全然不往他心里去。天塌了，也不会砸到他一个小学教师头上。

作为一名小学教师，父亲被曾经的一个又一个运动，折腾得胆战心惊，更何况他还戴了一副“富农出身”的精神枷锁。每次运动，都要“折腾”一下父亲。

而今，“群众运动”没有了，可以集中精力上课教书了，因此，父亲焕发出青春，增添了干劲，整个心思全在工作上，又接连取得了一系列成绩。父亲便再次萌生了“入党”的强烈念头，虽然他那时已经五十七、八岁了。

这一日，父亲特意换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找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，汇报自己的这一“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”。看到“一身正装”的父亲，总支书记一怔：刘老师穿戴得这么精神，仪表堂堂，您这是要陪乡长到“县宾馆”吃宴席，还是要去北京接见“哪个国家的教育部长”?

因为很多老师都知道：这身深蓝色毛料中山装，父亲只有到县里开会，或参加哪个教师的婚礼时，他才舍得拿出来穿穿。相当于父亲的“礼服”。

父亲向面前的总支书记，郑重而明确地，表达出自己的“愿望”后，父亲竟心跳加快，热血沸腾，像个小伙子似地激动不已。

的确，父亲在刚参加工作不久，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时，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“申请书”。而且，总追着领导“汇报思想”，积极“向党组织靠拢”。一年又一年，执着而坚定。若不是1964年，爷爷被错打成“富农”，含冤投湖，也许父亲早就“加入党组织”了，很可能还当上了“党支部书记”。

可世事难料，往事不堪回首。原以为“昨夜的星辰已坠落”，可谁知“我那万丈的雄心，从来没有消失过。”真是：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

中心小学总支书记比父亲小十多岁，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，又是不易查觉地小小一怔，但很快就平静如常，毕竟是总支书记嘛。总支书记虽然年轻，却比我父亲老成，比我父亲圆熟。

总支书记和颜悦色，耐心地对父亲说：积极要求进步，是好事，谁也不能反对您申请入党，我更不能反对，也不会反对。若是倒退二十年，哪怕倒退十年，我不仅不反对，我还要重点培养和发展您“加入党组织”哩。但是，您看，您现在，还有一、两年，就退休了。您小孙子，也都两、三岁了。退休了，哄哄孩子，含饴弄孙，天伦之乐。多好。

这回，轮到父亲一怔，一怔，又一怔。连怔了三怔。如同三伏天，父亲正满头大汗，冷不防，被总支书记兜头泼了一桶冰水。父亲身上凉快了，心里也“拔凉拔凉”的。

可是，父亲不想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想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，他要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而奋斗。父亲很早就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他崇拜保尔·柯察金，崇拜中国的保尔吴运铎。即使当不了英雄，父亲也很愿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自己的理想难于实现，“入党”无望。从此，父亲和他的五个儿子一见面，总忘不了谆谆教诲我们：“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”。殷切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等我们兄弟五个“入党”了，父亲又引导和鼓励他的五个孙子、孙女，树立远大理想，积极要求进步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。

父亲的大孙子，还不到18岁，父亲就亲自指导他，写“入党申请书”。刚刚18岁，上高三时，大孙子就真的“入了党”，成为他们中学“第一个学生党员”。上大学后，大孙子又被选为系党支部副书记。父亲喜不自禁，逢人便夸他大孙子是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。

团结起来，到明天。英特纳雄耐尔，就一定要实现。

全家心里都非常明白：我们每个人，不管谁加入了党组织，同时也代表我父亲，一起“入了党”。

父亲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小学教师，一个最平凡的人。他一辈子没机会和延庆县长握回手，一辈子没坐过飞机，没登上过天安门城楼。父亲最远最享受的一次旅游，是1993年夏天，和几个亲友一起，去北戴河看大海，在浅水区游泳。

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。秦皇岛外打鱼船，一片汪洋都不见。知向谁边?

当然，父亲一辈子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小学教师这一非凡的职业。

父亲心里知道：他一辈子都是在，为祖国和人民培养人才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。

当然，父亲一辈子热爱中国共产党，一辈子紧跟中国共产党。他热乎乎的一颗心，时刻合着党的命运和脉搏跳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