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肇星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,新书《说不尽的外交》是他第一本写外交题材的书,在书中,李肇星回忆了战争年代成长的特殊经历、北大求学的时光以及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来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,其中不乏中国重大外交事件决策和谈判过程细节的披露。
为了这本书,李肇星前后写了3年,在他看来,“感觉比较满意的就是说的都是真话,至少在我知识范围之内是真话。有时候说真话不容易,你以为是真话也不一定,我是尽量说真话。”
1940年10月,李肇星出生在山东胶南。195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求学。朱光潜教授、李赋宁先生和普通学生一起排队的情景他至今难忘,“北大给我无声的第一课是使我知道了我自己多么无知”。
“中国孩子平均有永恒记忆的年龄是大约4岁,4岁之后发生的事能记一辈子。”李肇星4岁的记忆是:为了躲避日军,跟着母亲躲到玉米地里,母亲捂着他的嘴,怕他叫、怕他哭,不让他发出声音。他第一次听见外国人说话,是日本人的“哇啦、哇啦”。
“当时的想法就是‘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不用再经历这种事?’就这么简单,这就是我的梦想。实际上就是希望家乡能够不受外国的侵略,一个男孩应该有哭的权力、有叫的权力,就这么简单。”
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相信,“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具有政治性质的、社会性质的,只有祖国解放了才有你的有尊严的好日子。”
1964年中法建交,这一年李肇星刚到外交部工作。周恩来总理指示选一批懂英文的学生去学法文,其中就有李肇星。在外语学院的第二年,院领导表示,1966年下半年会公派他们去法国巴黎或瑞士日内瓦留学。结果这次留学计划又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打断了。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,李肇星去乡下劳动、在部队锻炼,陕西、湖南、广东、河北,他去了外交部所有能安排的地方,然后去了非洲。这一番周折坚定了他关于个人梦想和祖国命运的论断,“你可以做梦,但是那个梦想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历程”。
虽然多有磨难,李肇星还是希望通过自身经历向年轻学子传达:人要忠诚于祖国。“为什么要忠诚于祖国?很简单,就是因为祖国有伟大的人民。”
“你知道怎么看出一个人是艺术家吗?”李肇星的问题让所有人都一愣。他一边看着留长发的记者,一边说:“要么头发比女士长,要么干脆没头发。”
说完,李肇星带头笑起来。今天他戴了一条围巾,用他的话说,是“冒充五四青年”,因为当时人们多不会打领带,用围巾比较方便,李肇星特别加了条注释:“听说是这样,那时候我也不在。”
桌子上,不知谁摆上了烟灰缸,李肇星指着它,又开起了玩笑:谁摆的?一个可以罚款500元啊。他解释道,2005年中国便加入了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,2006年正式生效,可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遵守,他笑着说:“至少可以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嘛。”
这是李肇星典型的说话风格,他特别善于用看似不经意的方式,说出自己的观点。
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
李肇星的感慨是:所以最好是当好人,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、朋友多。
遇到新朋友,李肇星最喜欢问两个问题:一是老家在哪里,二是学什么专业的。
问第一个问题,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一样,都有其历史,而且从外交上说,这是最好的办法,人家不会觉得不好回答。李肇星第一次去德国是1965年,他问当地人怎么看希特勒,德国人说:他不是我们德国人,是奥地利人。后来李肇星去奥地利,奥地利人又说希特勒是德国人。李肇星的感慨是:所以最好是当好人,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、朋友多。
至于第二个问题,是为了发现别人的长处在哪里,好向别人学习。
说着说着,李肇星又切换到“玩笑模式”,他说:在外交上,有两种问题不能问,一是见了男的不问工资,除非你是税务局长,怕他不交税;见了女的不问年龄,除非你是她的组织部长,想提拔她。你看,我就从没问过这两个问题吧?
摆事实胜过讲道理
经过多年外交历练,李肇星有了自己的说话方式:都说摆事实、讲道理,但在这个多元世界中,道理是不太容易讲清楚的,所以要多摆事实。
1985年,李肇星当上外交部发言人,他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发言人该怎么说话,季先生不太满意这个问题,说:不要太把头衔、官衔当回事儿,不管你是不是发言人,说话都要注意两点,第一绝不说假话,第二真话不全说。真话为什么不全说?真话多说不完,都说就太